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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带动和引领作用,“十四五”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将由转型发展跨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立足“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新形势,深入剖析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对于科学谋划“十四五”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推动竞技体育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五”时期,我国在积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影响的进程中,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为国争光贡献度显著提高。一是竞技体育参赛屡获佳绩。2016年里约奥运会,我国体育代表团实现连续5届奥运会跻身金牌榜前三,中国女排时隔12年再夺奥运冠军,自行车项目首获奥运金牌,实现历史突破;2018年平昌冬奥会,我国参赛项目数量实现新突破,展现了运动员良好的精神风貌;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我国第10次蝉联亚运金牌奖牌榜第一。二是竞技体育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取得新成效,稳步推进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和赛事审批制度改革,大量运动项目协会脱钩,加快了实体化改革步伐。三是运动项目结构不断优化,统筹规划奥运项目布局和区域分布,积极实施运动项目“瘦身计划”,扩大夺金牌的单项数量。四是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不断创新优秀竞技人才培养和选拔方式,大力推进跨界跨项选材,实现了国家队联办共建。五是竞技体育法规建设不断加强,体育赛事效益明显提升,成功举办各类重大国际比赛。六是各级体育系统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调整奥运备战计划,运动员转训、拉练、线上对抗赛等工作有序开展。
同时,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竞技体育发展规模、结构不均衡现象依然存在,区域间发展不协调、核心竞争力不强问题比较突出,奥运传统优势项目金牌贡献率空间饱和,影响广泛的基础大项、“三大球”及冬季运动项目整体水平不高,部分优势项目竞争力下滑,职业体育和职业联赛发展相对滞后;竞技体育治理体系与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不适应,竞技体育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科技驱动运动训练参赛效能薄弱,多元主体共同投入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还未形成。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结构、转换增长动能的关键期。随着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不断构建和多项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竞技体育将迎来多重叠加的战略机遇期。
一是党中央对体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为竞技体育发展指明了新方向,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营造了竞技体育发展新环境。“十四五”时期,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建设对竞技体育与相关业态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举措将丰富竞技体育发展内涵,赋予竞技赛事、运动项目产业、职业体育发展新动能。
三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大战略部署,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更加显著、国家治理效能将进一步提升、社会发展韧性将更加强劲,竞技体育在增强人民体质、助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中的综合作用将更加凸显。
四是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发挥竞技体育在助推社会进步方面的独特作用提供了新契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更加全面地发挥竞技体育的综合效能,赋予竞技体育助力国家政治、经济体育竞技、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多元功能。
五是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业态融合升级,为运动项目产业和大型赛事扩容增效提供了新动力。国际国内两大循环的相互作用为职业体育发展拓宽了空间,运动项目产业、协会、体育赛事等在国家新经济、新业态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竞技体育将进一步走向社会市场、融入国家经济发展。
六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将赋予更强大的内生动力,为竞技体育改革发展提供新机制。新型国家治理格局将为制注入新活力,推动竞技体育治理体系从单一行政主体向多元社会主体转变,有利于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治理新体系。
七是加快推进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和教育强国建设将进一步增拓发展方式,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新动能。随着“大体育”“大健康”“大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通过竞技体育引领群众体育发展、带动健康产业发展,促使竞技体育更好融入经济社会和人的健康发展,成为时代赋予的新使命。
八是科技创新助力训练参赛水平不断提升,为竞技体育科学化发展提供新引擎。“十四五”时期,量子科技、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数字体育等将更加深入融入运动员训练参赛,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大数据等现代科技在竞技体育领域应用更加广泛,对提升运动训练智能化水平提供了新途径。
“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竞技体育将面临转型发展和保持运动成绩的双重压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可能不断涌现。
(一)从国际形势看,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不安全因素和威胁持续蔓延,对世界竞技体育发展格局产生了新影响,增加了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一是国际社会局部动荡对竞技体育发展产生了不确定性影响。“十四五”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可能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将更加复杂,竞技体育有效融入国际社会全局的渠道受阻,国际主要的职业体育联盟、联赛可能步入收缩期。
二是东京奥运会等国际大赛节奏紊乱影响了训练备战和竞技秩序。疫情全球流行对国际体育格局的影响广泛深远,常态化防控让竞技体育活动难以正常开展,原有的体育全球化发展趋势和国际体育秩序可能发生改变,疫情蔓延不确定性和赛事日程预定性成为各国、各地区面临的重大矛盾。我国各项目奥运备战节奏将会被动性变更,备战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的形势更加严峻。
三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对竞技体育发展的主导性增强。各国、各地区更加注重发挥竞技体育综合功能和多元价值,围绕竞技体育实施专门强化政策,更加注重从战略高度统筹竞技体育发展,将国际体育赛场作为综合国力展现的重要平台,奥运常态化备战成为共识,各国、各地区竞技体育水平将更加接近,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二)从国内形势看,“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改革和国家重大战略举措,对竞技体育的综合功能和多元价值提出更高要求,竞技体育将进入改革任务更重、开放要求更高、发展难度更大的攻坚期。
一是经济社会改革对竞技体育创新发展提出新要求中铬钢球。步入新常态的国民经济更加需要快速调整供给侧结构,将对竞技体育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提出新要求,需要竞技体育更加主动地增强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力,更好地通过发展运动项目产业助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同时,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短期内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需要。
二是多项国家战略对提升竞技体育综合效能提出新要求。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体育强国、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多项战略,对竞技体育发展提出新要求。一直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活性不足,短期内难以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方式,不能很好地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休闲娱乐、健康促进、文化教育、消费升级等多元需要。
三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对竞技体育全面均衡发展提出新要求。“十四五”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需要国家各项事业协同发力,但我国竞技体育自身发展的规模、结构、效益等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竞技体育短期内实现均衡协调发展的难度和阻力较大。(上)(本文作者系南京体育学院竞技体育研究院副院长 南京体育学院校长)(转自6月28日《中国体育报》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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